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水环境关系国计民生，事关千万家庭的福祉，水生态环境风险是环境风险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国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但水生态环境风险依然呈现高发态势。大量化工企业近水靠城，涉危、涉重风险源布局性、结构性风险突出；河湖滩涂底泥的重金属累积性风险不容忽视，环境激素、抗生素等新污染物管控能力不够。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的《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突出重点，“防”字当头，指明了“十四五”时期水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方向。
源头预防的重点是解决布局和企业和事业单位主体责任问题。长江流域石化、化工、医药、纺织印染等高风险、重污染企业沿江密布，水运交通航道穿越水源保护区现象多；黄河流域煤化工行业企业密集分布，干支流风险源多，结构性、布局性风险突出，优化布局势在必行。
《规划》明确要强化尾矿库环境风险防控，加强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管，到2023年年底，长江干流岸线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湖泊岸线公里范围内尾矿库完成污染治理。要优先治理黄河干流岸线公里范围内和重要支流、湖泊岸线公里范围内，以及水库、饮用水水源地、地质灾害易发多发等重点区域的尾矿库；同时也加强“锰三角”等长江中上游重金属污染防治。
企事业单位是环境风险防范的责任主体，也是做好源头预防的主力军。《规划》要求落实工业公司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以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企业为重点，强化事故应急设施建设；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要对排污口和旁边的环境进行监测；对黄河流域能源化工基地，长江干流及湘江、赣江、岷江、嘉陵江、涪江流域等化工园区及危化品码头等，提出园区内工业废水的分类分质处理和监控、园区污水处理厂综合毒性试点监测等要求。
风险防范的重点是未雨绸缪，提高监控预警能力。我国河湖流域众多，不同流域风险特征、风险源存在很明显差异。《规划》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突出重点，明确期限，提出能力建设任务。
首先要摸清家底。针对我国累积性风险底数不清、基础薄弱的问题，《规划》明确以化工、石化、制药、造纸、有色金属采选和冶炼、铅蓄电池制造、电镀、涉危险废物涉重金属等重点企业和工业集聚区，湘江流域、赣江流域等底泥重金属污染较严重的流域，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江西等重金属冶炼企业较多区域为重点，开展河湖底泥、滩涂重金属等有毒有害污染物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风险调查与评估。到2025年年底前，建立形成累积性风险基础数据库，全面掌握累积性风险底数。
其次要提高监控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我国流域水文条件复杂多变，多种情形下的流域水环境风险分析研判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规划》要求强化监控预警体系建设，明确将对公众健康导致非常严重损害或具有较高环境健康风险以及排放《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所列化学物质的相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纳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依法对排污单位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做监督检查。同时对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的企业和事业单位，要求建立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此外，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方面，《规划》提出要强化伊犁河、额尔齐斯河、额敏河、怒江、红河、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等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全国“1+N”应急监测支援体系和跨境应急监测保障体系，探索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境应急保障能力共建模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提升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格外的重视，提出“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具有管根本、管长远的作用，构建完善的水环境风险防范制度是健全环境治理体系、提升水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水平的重要途径。
2020年生态环境部、水利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的指导意见》，聚焦“谁来做”“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明确省级政府负责统筹建立并落实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机制。地方也开展了应急联控机制探索，京津冀地区制定了《京津冀水污染突发事件联防联控工作方案》，2017年起连续3年开展了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实战性演练。2019年广东与福建两省共同开展了汀江—韩江跨界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演练。基于已有的实践，《规划》明确要强化环境风险应急协调联动机制建设，统筹研判预警、共同防范、互通信息、联合监测、协同处置等全过程；形成应急、交通、水利、生态环境等部门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理处置合力。
总之，要坚持防字当头，筑牢水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安全的生态环境，助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